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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是命令，但根据第89条第13项、第90条第2款，国务院部门命令的效力低于国务院命令。

然而，对何时送请、由谁送请、怎么送请等程序问题却没有作出规定。[46]四是报请共同上级立法机构裁决。

[12] 调整事项本身具有从属关系的普特冲突有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调整事项是国家秘密，刑法第432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的调整事项是军事秘密，两者属于从属关系或称包含关系。[45]二是由地方法各自制定冲突规则。比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要由地方权力机关投票表决，无法由联合的立法机构来统一立法。多个行为分涉不同地区的，分别适用相应的行为地法。因为两者有各自的适用空间且互无交叉：前者适用于事实构成全同关系的场合，后者适用于事实构成从属关系的场合。

鉴此，本文从法律冲突之概念重塑、司法判断、适用选择和裁决机制等四个角度，对法律冲突的基本问题进行疏导性的探讨和辨析。基此，本文将国内法律冲突定义为：法律冲突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调整事项相同却规定不可并用的法律效果，导致当其同时指涉同一案件事实时只能择一而适用的情形。他的论文新中华法系的诞生？标题是带有问号的，也就是说，这个新中华法系能否产生，并不确定。

何先生这里所说的中华法系的再生或新中华法系，是指的他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法，他为此特别指出：东亚诸国近年来次第对近代以降的西方法移植运动进行反思，对本土资源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这是东亚共同体法产生的直接动因。但是，中华法系近代的消亡，不是自然的消亡，不是寿归正寝，而是西方列强法制殖民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仅就此言，我们也应复兴或重建中华法系。[7]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人对道德缺乏本体论的认识，未能从人性中开出道德，只是把道德看作一种应当或应然，进而使道德形而上学化和神性化，把道德与人们的现实人生割裂开来。如果这个东亚共同体法搞不成，怎么还能有中华法系。

更具体点讲，人类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用于维系人们之间亲密、和谐、友爱的关系，这关联到人生的美好、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安定，是国之大事。庶几使何先生回心转意，参与中华法系的复兴或重建。

[1]这里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中华法系的复兴，而是认为中华法系可以再生。指出中华法系之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返本开新，借鉴西方法系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融汇古今中外法律智慧的新中华法系，是第四步。何先生为何如此气沮呢。权利是不讲道德的，甚至是与道德对立的，权利只讲责任义务，应得不应得。

剖析中华法系的深刻底蕴，是第二步。我们前面说过，就算一个法系需要多国来奉行，这个法系最初也是由一国来完成，这于世界各法系概莫能外。如果囿于这样的偏见，就不能在人性中看到善，不能了解道德从出于人性，那么人们对道德的需要，就只能来自一个异己者，一个外在物，或托身于自然，或托身于上帝。至于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衰而能兴，亡而复存，历千百世而永在，经万千劫而再光。

这样的道德入主，这样的内生化，是道德成为法律的主要内容后的必然要求，只可能发生在道德为本的法律中，只可能发生在中华法系中。其实，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么，何先生对中华法系的根本、性质，或者精华、优势是怎样看的呢，何勤华先生最近有一部大著《中华法系之精神》，从中华法系中提炼出了9 个方面的精神（精华），即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底蕴浓厚的法律文化、注重亲情的法律伦理、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以和为贵的法律价值、引领时代的法医检验、宏篇巨制的判例研究、历久弥新的调解制度，予以专题解读，循序展开，以让读者对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精神风貌和历史价值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而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位，几乎全是关于权利的案例，以道德作为愿景界入司法，只会引致法律的淆乱。

这种情况谙熟西方法史的何先生一定很清楚此种属性主要是现代市民宪法国家的法治国家原则和民主国家原则的要求。从一方面来看，随着制定法实证主义（Gesetzpositivismus）之说服力的减弱，法学方法之伪自然科学客观性的色彩日益减退。更加需要受到关注的是受众（Empf?nger）在具体化工作上的积极作用，以及宪法和法秩序就宪法和法之具体化的任务在功能性角色分工方面所做的安排。如果其意义仅仅局限于启发意义，那么此种图景之使用是无可置疑的。联邦宪法法院在原则立场上宣称遵循客观理论（objektive Theorie），在实践中却未能彻底贯彻。

4.优先规则的规范性如果这里提出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准则成为有约束力的优先性规则，那么其效力根源不是精神科学、哲学、诠释学或者方法论上的，而是实在宪法上的。法学的历史性素材使其远离自然科学的客观性。

法学各次级学科自身的特性在根本上是由规范区域各种各样的实际特性决定的。与之功能相近的还有从规范区域和案件区域中提炼的另一种标准。

在主权性决断的超强存在性中，决断主义使得这二者消弭于无形。如果有人在解释的时候援用了国家学或者宪法理论上的观点，那么他不仅要在理论的可接受性上自担风险，也要在能否于待贯彻规范之中获得实在法依据的问题上接受考验。

权威性文本的缺乏还带来了另外几个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不存在制定法律的材料，因而无法进行发生史解释。[48]《基本法》第92条及以下诸条文。在处理基本权利的过程中，裁判机关将属于规范，且为规范奠定基础的局部现实当作规范的部分对待，尽管并未就此进行诠释学层面的反思。由于不具有权威确定的语言形态，确定宪法习惯法内容的（在法典化的法秩序中应由立法机关完成的）任务，需要深入到每一个具体化过程中完成。

c.整合作用标准整合作用标准要求，进行宪法具体化工作的时候，促成和维持统一的因素应该——规范趋向的、在现行宪法的轨道上[77]——得到优先关照。前文已经驳斥了基本权利体系的观点，以及宪法作为价值秩序或者价值体系的观点。

[81]不仅在实在规范性的矛盾性上，也在适用领域的部分交叉意义上的多个基本权利之间的竞合和冲突上，这个原则承担了如下的任务：通过合乎比例地确定两种或者所有牵涉进来的（基本权利上）法益之间的界限，使得案件的判决最终对这些法益都有所关照。从此种抽象化的东西中，推导不出能够有效应对实践中具体化任务的结论。

假如它们与宪法规范的字面意思或者宪法的体系发生了直接的冲突，那么它们无论在结果上还是在方法上均是错误的。根据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原则，一个违宪性并不显著的法律不应被宣告无效，只要能够将其解释得和《基本法》相一致。

这一点在实际具体化实践中一再得到印证。即便人们希望确保这些条件同时具备但无法使其均在规范文本中得以确定。上述论述表明，语法释义是为规范结构所决定的。[8]2.联邦宪法法院裁判中的方法实践凭借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的纲要性方法规则，人们无以把握该院的审判实践。

总体而言，学术文献在方法论层面上也尚未摆脱制定法实证主义，但同时也在很多地方发现了制定法实证主义解释可能性及宪法具体化在实践问题上的短处，且不加论证地逾越它们。[22]规范和判决之规制事项的构成性意义。

以及待具体化之法律规定在法典中或者（宪法）法秩序中的规范性地位。一般而言，体系解释或者目的解释会造成体系或者目的名目下的多种（虽非全部的）具体化要素的结合。

司法裁判显然错误地理解了其所征引的一种学界观点。（八）确定各种具体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等级，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具体化的诠释学和方法论上的辅助手段并不具有规范性约束力。